孟加拉国的“革命模式”，有它的苦衷，但不值得提倡

后知

孟加拉国的变天，举世关注。孟加拉国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得这么快，哈西娜政权为什么能够垮得这么兵败如山倒，是因为“革命群众”精准地拿捏住了统治集团的“软肋”。

一开始，是警察镇压民众，杀死了不少人，最多的一天杀死90名抗议民众，在这次孟加拉国剧变中共有300多名民众遇难。于是，被打散的民众开始搜索警员的家属进行报复，手段更为残忍——灭门。一传十，十传百，对警察的队伍产生了致命性的震撼，一下就掐住了警察的“软肋”，大部分警察就停止了任务，开始带着自己的家属东躲西藏，向农村跑去，并形成了骨牌效应。一时间，首都达卡的警察全没了。随后，军队也转变为中立。孟加拉国女总理谢赫·哈西娜成了“光杆司令”，不得不辞职、流亡国外。于是，孟加拉国民众以弱胜强，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哈西娜政权，开创了世界民主转型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孟加拉模式”。

孟加拉国前总理谢赫·哈西娜。图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在这次孟加拉国“革命”中，有29个权贵家族惨遭灭顶之灾。其中，执政党人民联盟的议员阿拉姆一家4个孩子遭到集体处决，最小的不过12岁。

我首先声明，我支持孟加拉国人民的民主化要求，但我不赞同在这一革命运动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尤其是不赞成株连九族、滥杀无辜的“连坐”做法。无论是警察滥杀民众，还是被逼急的一些民众滥杀统治阶层的家属，我都不赞成。

网传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坐车离开照片。图据孟加拉国《曙光日报》

孟加拉国的“革命群众”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残忍和决绝的方式，通过灭门权贵家族来取得革命的胜利呢？我总结了三点原因：

一是孟加拉国统治阶层的镇压，使民众忍无可忍，对统治阶层的仇恨，使他们采取了这种《打渔杀家》式的同态复仇。

二是和平抗议、非暴力不合作解决不了问题，无法推翻哈西娜政权。民众没有别的办法。而精准地抓住了统治阶层的“软肋”，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孟加拉国地理位置示意图。

三是这是出于伊斯兰世界有仇必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文化传统。在与孟加拉国几乎同时发生民众抗议的信仰天主教的委内瑞拉，民众的抗议就理性得多，没有发生对统治阶层家属的复仇行为。在以前韩国、菲律宾、南非、缅甸、宝岛这些进行过民主转型的非伊斯兰世界，也没有发生这种滥杀统治阶层家属的行为。1980年，韩国全斗焕统治集团也曾制造过残酷镇压民众的“光州惨案”，但在之后的十年中韩国民众在抗争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滥杀统治阶层家属的行为。人民在革命和追求民主化的过程中这种滥杀统治阶层家属的行为，在伊斯兰世界以外的地方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即使在同样为伊斯兰世界的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也没有发生这种滥杀统治阶层家属的行为。

8月8日，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尤努斯在总统楚普的带领下宣誓

所以，孟加拉国的这种“革命模式”，不太像韩国、菲律宾、南非、缅甸、宝岛等地的民主转型，反倒更像是法国大革命和唐末黄巢农民战争那种“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暴力革命模式。法国大革命也好，黄巢农民战争也好，它们的负面历史作用都不可低估。法国大革命杀得人头滚滚，其后的雅各宾派专政更是建立了极左恐怖统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历史先河，使法国成为世界左派思想的源头，其负面历史影响一直至今。至于黄巢农民战争，彻底消灭了中国的贵族阶层、贵族传统、贵族精神，彻底断送了中国的后一千年走上君主立宪制道路的可能性。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

黄巢农民战争。

所以，我认为这种革命和民主化转型的“孟加拉模式”，有它的苦衷，但不值得提倡，不值得鼓励，不应该效仿。有人会说，你这是在对孟加拉国的“革命群众”进行道德绑架。没错，我就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不讲，那还革什么命？那将是与革命和民主化转型的初衷背道而驰的。革命者和民主战士的身上天然就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你既然是正义的、革命的、民主的，那么你当然要有起码的道德底线，你当然要有远高于你的敌人的道德水准。否则，如果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滥杀无辜，你又跟那些吸人民血的统治者有什么区别呢？

2024年8月9日，人们在孟加拉国达卡街头购买衣服。图据新华社

我在去年的公众号文章《野蛮可以轻装上阵，文明却不得不负重而行——电影〈怒潮〉观感》写道：“小人做事情不择手段，没有道德负担；而君子做事情则会选择手段，是有底线的，轻易不会伤害无辜。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否则，文明人与他们所反对的野蛮人还有什么区别？”

电影《怒潮》海报。

这也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看的那部反映缅北电诈的电影《孤注一掷》。罪大恶极的电诈头目陆经理在被捕前却将女儿托付给电诈受害者潘生，看似不可理解。要知道，潘生可是受尽陆经理的折磨，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的。女儿，岂能托付给这死敌和仇家？

然而陆某就这么做了，潘生也不负所托。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易中天先生在《〈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留下的难题》一文中的分析入木三分：“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心地善良的正派人，一定会尽力保护无辜的儿童；而一个利用人性弱点实施诈骗和虐待的，其识人之明也肯定超过那些岁月静好的。”

电影《孤注一掷》海报。

所以，我很不赞成一些人所鼓吹的“民主之后，杀你全家”的论调。如果只追求目的正义，而忽视了程序正义，很难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孟加拉国“革命群众”的素质和觉悟，现在看来还远达不到当年韩国和宝岛的水平，甚至达不到今天缅甸和委内瑞拉的水平。所以，对孟加拉国的前景，可以谨慎乐观，但不宜盲目乐观。还是祝福孟加拉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族群好运吧！

后知

孟加拉模式的精华是反抗群众的定点清除手段画龙点睛式的应用。
游行群众开始被军警镇压，死了不少人，并横尸街头。反抗群众组织则针锋相对，找到参与镇压的警察，灭其满门，这种定点清除警察家族并加以公示有效地震慑住暴力军警，迫使军队在这场在冲突中保持中立。你可以杀我一万民众，我只要杀你警察局长、公安厅长和公安部长以及其全部家族成员（古时候的诛九族）。这种不对称战术恰恰抓住了既得利益者的软肋：极度自私、恃强凌弱且贪生怕死。
孟加拉模式对于独裁专制国家人民反抗政府无底线压榨和霸凌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前提是民众不惧死，要组织敢死队（一心赴死之人，换取家属被群体善待），要有内线并有技术实时掌握灭门、灭族对象的动态，积极组织十倍完成任务的有生力量，不达目标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