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元化

历经三次反思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

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1940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和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的帮助下，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

第二次反思发生在1955年我因受到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时期。这场政治风暴是一场灵魂的拷问，将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多年以后，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在这场危机中，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

第三次反思的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具体的契机是写作《杜亚泉文集序》。我发现，杜亚泉不仅是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这种误解要归之于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急骤变化。

百余年来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在这样的气候之下，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

对“五四”思想的认识与反思

过去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历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

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

五四是否凸显了真正的民主思想，值得探讨。很大程度上，五四只是凸显了高调的民主，即大革命的民主，而低调的民主，即经验主义的民主，五四思想是相当不够的，这必然形成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天不足。

经过阅读和思考，我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今天有必要对它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

一是庸俗进化观点，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是指使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

除了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值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书特书之外，我认为，“五四”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如果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去衡量“五四”人物，褒贬的标准就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教科书和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荣誉和威名。

“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

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

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他们用群体意识来代替个性解放，用集中来代替民主，用暴力来代替人道。在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方面，他们和“五四”时期所盛行的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观，却是完全一致的。

对激进主义的反思

我痛定思痛，开始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文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

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

激进思想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神圣”的崇尚，去取消、压制个人的真实声音；一是以“进步”的名义，“求新”的崇尚，去破坏摧毁优秀文化传统的存在，同时也去取消其他被他们认为不进步、不理性、不新潮的声音。

二者无论如何不同，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强迫别人服从自己，要改造和控御他人的思想，要越来越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则是十分一致的。